原创： 黄鸣奋  来源：厦门游于艺 

“世界末日”是由于人们试图把握自己未来命运而产生的一个议题。古往今来，被当成相关预言根据的，既有行星排列、特殊纪年等联想，又有大地震、大洪水、大时疫、大火灾、大浓雾、厚乌云等亲历；既有维京神话、玛雅神话、罗马神话等口头文本，又有《易经》、《推背图》、《圣经》、达•芬奇油画等书面文本；既有从神谕师、巫师、修女等特定人士到各种或正或邪的宗教组织的布道，又有凡夫俗子以至于精神病人的臆想；既有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又有唯恐天下不乱的煽风点火。自从科学昌明之后，人们渐渐习惯于通过观察与实证把握世界，将地磁变化、气候异常、麦田圈等在内的自然现象和末日预测联系起来思考，或者将微软公司1990年受托开发的WEB.BOT之类软件的运行结果当成根据，以至于从宇宙生成与毁灭的客观规律认识世界末日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凡此种种，都可能成为科幻电影撷取创意的来源。并非所有描写世界末日的电影都属于科幻，像美国《世界末日》（This is the End，2013）就是如此。不过，作为艺术类别的科幻电影确实将世界末日作为一种现象予以关注和描写，从中揭示伦理意义上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值得关注。

一、世界末日定位的伦理依据

末日观念可以溯源于古代神话。据说，古罗马首任国王罗慕路斯（Romulus，约前771-约前717）曾经看到12只鹰出现在天空。当时有些人因此将12理解为代表罗马国运的神秘数字，认为一只鹰代表10年，推算出罗慕路斯所创建的罗马城会在落成后第120年灭亡。宗教意义上的末日往往是指世界末日，亦即地球文明的寿终正寝，像基督教关于基督再临、世界终结的预言就是如此。佛教用长时之劫说明世界成毁。科学意义上的世界末日往往是就人类社会灭亡或宇宙系统崩溃而言，其原因为不可抗力、人类作孽等。科幻电影关于世界末日的创意多数是就科学意义而言，但有时也受到神话和宗教的影响。

（一）世界末日的自然定位

不少民族流传着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根据中山大学白瑞斯（Berthold Riese，德国波恩大学荣休教授）、王霄冰的研究，在15、16世纪欧洲人占领美洲之前，中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拥有着关于世界和神灵起源的历时性神话，以及关于自身部落历史与未来的特殊想象。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的玛雅人历法将时间划分为几个纪元，每一纪有5000多年。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第二纪，且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业已消失。这一信息仅见于极少的文字文献。证据相对较多的是墨西哥中部阿兹特克人的历法和神话。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第五宙”，它将结束于地震之灾，并为以往的四个“宙”各设想出了一个灾难性的结局：洪水、火-雨（火山爆发）、风暴和凶残的猛兽（美洲豹）。灾难灭绝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过后世界和人类都要被重新创造。从科学角度看，下述自然现象可能是世界末日到来的原因或征兆：地轴偏移，小行星冲击，太阳膨胀成红巨星、使地球过热甚至被吞噬，超新星爆发，宇宙大撕裂或者大坍塌，等等。

在万物有始必有终的意义上，任何一个具体的世界都有末日。即使是宏观宇宙，也有对应于开端的大爆炸和对应于终结的大坍塌。当然，人类所关注的世界实际上是以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球为基点的。因此，所谓“世界末日”往往是地球劫难的同义语。这种劫难可能纯粹由自然原因引起。在科幻电影中，编导率先想到彗星撞击可能导致生灵涂炭。例如，丹麦默片《世界末日》（Verdens Undergang，1916）描写地球穿过彗星时发生暴乱，社会动荡不安。本片和一战氛围有关，但类似的题材直至今日仍颇受关注。

美国《末日救地球》（Falling Fire，1998）可以为例。它描写天文爱好者、中学生里欧无意中发现巨大的彗星正朝地球飞奔而来，估计一年内将造成冲撞。意识到人类危在旦夕、封锁消息无济于事之后，美国总统贝克一方面下令让宇航员登上彗星安放核弹以炸毁它，另一方面着手建造可供百万人逃生之用的“方舟”庇护所。核弹虽然按计划引爆，但只是将彗星炸成两块。方舟容不下所有的人，除了政府特许的杰出人士之外，其余人只好靠抽签决定能否进入。整个世界笼罩在末日氛围中。

（二）世界末日的社会定位

从科学角度看，下述社会现象可能导致世界末日到来：电脑臭虫，大型强子对撞机在实验中生成微型黑洞或奇异夸克团，核战争，过度开采导致地壳活动异常，科技呈指数性发展的复合效应造成技术奇点，宇航或地外智能探索引来有害外星生物，等等。这些现象几乎都和科技本身的异化、失控相关，也可以说是地球人自身的罪过，所谓“自作孳，不可活。”其中，核战阴影挥之不去。美国《世界、众生与恶魔》（The World，the Flesh，and the Devil，1959）描写一矿工升井后发现核战后的荒凉，致力于寻找幸存者。

日本《末日争霸》The Last War，1961）以导致美苏核决战的事件为背景。它展示了北约和华约这两大国际性军事组织的对立，还有东京在战争中被夷为废墟的景象。英国《地球失火之日》（The Day the Earth Caught Fire，1961）描写美国和苏联不明智地同时测试原子弹，这改变了地球的回转，造成了巨大危机。美国《核战争狂》（Dr. Strangelove，1964）描写一个疯狂的将军触发了通往核浩劫的不归路。美国《小街的毁灭》（Damnation Alley，1977）也是以核战为末日背景的影片，着眼于后天启世界一群幸存者流浪并寻找定居点的过程。美国《末日机器》（Doomsday Machine，1972）则抹黑中国，设想中国政府造出末日机器并计划迅速使用它。美国飞船载7名宇航员逃往金星，但被金星人用心灵感应术消灭。其中有2个宇航员此前换乘一艘因驾驶员已死亡而漂流的苏联飞船，但被拒绝入境，因为金星人觉得地球人具有自毁倾向。

世界末日也可能由于事关普通人的科技应用所诱至。美国《致命电话》（Cell，2016）根据著名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Edwin King）的同名小说改编，描写人们普遍被其手机所控制，恶意攻击靠近自己的人。这些“手机僵尸”不仅可以四处活动，而且居然可以彼此联系、成为帮派。世界因此陷于疯狂。就创意而言，反向思维导致“科技倒退才是世界末日”的构思。例如，美国电视连续剧《灭世》（Revolution，2012）以电在全世界神秘消失为背景，描写了这种变故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冲击。侧向思维导致“不明来源的高科技生物带来灾难”的构思。例如，美国科幻剧《黑镜》第四季第五集《金属头》（Metalhead，2017）描写智能机械狗占领地球。它们行动迅速，极富攻击性，不仅可以通过机械爪上的接口入侵电脑，而且还可以通过发射弹丸式的追踪器使被打中的人变成众狗群攻的目标，人类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

（三）世界末日的心理定位

从科学角度看，下述心理现象可能和世界末日观念相关：对异种族、异教徒、异文明、异文化掌权的极端恐惧，对宗教经典或文化经典的穿凿附会，盲目相信天意、神意、灵异、偶然性或伟人意志的非理性思维，社会矛盾难以调和时的跼天蹐地、悲观失望，等等。这类现象在科幻语境中往往呈现为怪兽肆虐、机器人取代人类、外星人毁灭地球等。例如，在美国《世界末日》（End of the World，1977）中，外星人因为不想让地球继续污染银河系而力图用自然灾难摧毁它。日本《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破》（Rebuild of Evangelion: 2.0 You Can (Not) Advance，2009）将世界末日的到来归因于“使徒”（似人的巨大机械战斗群）入侵地球，似乎是代表上帝来惩罚作恶多端的人类。

在科幻电影中，世界末日可能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觉。例如，日本《阿基拉》（Akira，1988）接触到有关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谣言对社会心理的影响。美国《死亡幻觉》（Donnie Darko，2001）描绘了一个有妄想症和梦游症的男孩所体验到的世界末日感。美国《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Batman v Superman: Dawn of Justice，2016）则描绘主人公韦恩如何梦想着自己在末日后世界率领一群追随者去反对法西斯超人。

在纯粹心理的意义上，世界末日可能只是某种假设。例如，美国和印尼合拍的《末日哲学家》（The Philosophers，2013）描写的是雅加达一所国际学校所进行的心理实验。在毕业前的最后一堂哲学课上，哲学老师假定核灾难发生，让参与实验的21名学生自选10人可进入庇护所以重启人类。为延续人类命脉，他们需运用哲学逻辑，公开咨询并举手投票，选出10位最有价值的人物住进防空洞。聪明人比好人有资格留下？工程师的价值比诗人重要？一票延续一命，要牺牲谁去成就社会？实验先后进行了三次，每次的选择和结果都不一样。本片标题采用了双关修辞：不仅故事内容是关于末日哲学，而且教哲学课的老师自己也面临心理末日，因为他希望通过实验亲近和挽留心仪女生的努力失败了，很可能因此沮丧到寻短见的地步。我国动画电影《拂晓传奇》（2018）通过当下少年寻星之梦展示了后末日时代神觉集团与人类同盟者之间的冲突。这个集团以将超神之能从未来回传、重新塑造人格来吸引客户，人们的当下自我固然有望接受未来自我所赋予的异能而变成空前强大，但这样做势必改写历史、影响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被寻星所拒绝。

在具体作品中，上述关于世界末日的三种不同定位完全可能彼此交织。以自然定位和心理定位的关系为例。美国恐怖片《迷雾》（The Mist，2007）描绘了女教徒如何将暴风雨、雾气、龙卷风等恶劣天气当成是世界末日的征兆。以社会定位和心理定位的关系为例。作为术语，“末日”可能被用于描绘特定社会一种沮丧、消极的心理状态。例如，加、荷合拍片《末日狂城》（Deathline，1997）主要描写经生物研究复活的被谋杀者出发寻找凶犯及被偷的钱，背景是从美国往高科技俄罗斯走私。当时的俄罗斯社会心理就是以颓废为特点的。

一般认为：科技与理性是一致的，“科技理性”早就已经成为专门范畴。尽管如此，高科技未必就等同于高度理性。在某些情况下，科技高度发达所带来的是精神世界空虚、社会心理颓废，没有出路，这也是一种末日。以德、澳、法、美合拍《直到世界末日》（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1991）为例。本片在开头设想一枚印度的核卫星预计在1999年（世纪末）坠地，地球人因此一片恐慌，以为世界末日将临。其实，这颗核卫星后来被美国击落，没带来毁灭世界这么严重的后果，只是由此产生的核电磁脉冲影响了全球所有非屏蔽电子产品，使主人公克莱尔和山姆所乘的小飞机迫降而已。尽管如此，两位主人公都陷入不可摆脱的梦境追寻中。这件事的起因本来是山姆的父亲亨利为让盲妻看得见亲人而造出记录和翻译大脑冲动的特殊装置，将他们所见影像传送给她，盲妻虽然看到了亲人，但同时看到了令她失望的世界，因为心理上不堪重负等原因而去世。亨利拿自己和儿子、克莱尔做梦境分析的实验，希望能以这项技术赢得诺贝尔奖，结果是他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带去实验室当样本，山姆和克莱尔则沉浸于在屏幕上观看梦境而无法自拔。对他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后来，是克莱尔的前男友、小说家尤金用自己的作品将她引导出沉溺梦境状态。

黄鸣奋：《科幻电影创意与末日伦理》（3-1），《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11期